男德学校查封那天，下了小雨。
父亲站在大门外，雨水顺着伞沿滴下来。
他没进。
门口围了很多记者，长枪短炮对着那扇贴了封条的铁门。
有人认出他。
“周律师，请问您打这个官司是因为儿子吗？”
他没回答。
“有传言说您儿子也曾在这所学校就读，是否属实？”
他没回答。
“您打这个官司是赎罪吗？”
他站住了。
转过头。
“我是因为亏欠。”她说。
“他是我儿子。我把他送进去，现在他没了。这个案子我不打，谁打？”
记者还想问，他已经走进雨里。
那天下午他去了墓园。
雨停了，风还冷。
他一个人站在碑前。
没有带花，也没有带吃的。
他只是站着。
“衡衡。”他说。
“学校关了。”
“校长判了七年。”
风把他头发吹乱，他没理。
“你小时候问我，爸爸你为什么要当律师。”
“我说，因为可以帮到很多人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这二十年我帮了很多人。”
“唯独没帮过你。”
碑上没有回应。
他站了很久。
直到守园人过来，说快闭园了。
他点点头，转身。
走出几步，又停住。
他回头看着那块碑，看着碑上那张十七岁的登记照。
“衡衡。”
“爸爸下周还来。”
律所的人发现他变了。
以前他接案子，挑胜算高的。
现在他接的，全是封闭式学校、体罚、非法拘禁。
胜算不高，赔偿也少。
助理说，周律，这种案子我们接一个亏一个。
他说，那就亏。
助理说，所里要发不出工资了。
他把自己那张存了二十年的卡推到桌上。
“先从这个卡里支。”
那是我准备的留学基金。
三十二万。
没花出去。
第一笔款项拨给了一个从河北某男德班逃出来的男孩，十七岁，父母不管，没人接。
父亲托人把他送到山东老家一个远房亲戚那里，继续读高三。
男孩上车前，回头看他。
“周叔叔，”他说，“你是个好人。”
父亲没说话。
他只是把手机号写在男孩手心里。
“有事打电话。”
男孩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
父亲站在车站，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检票口。
他想起二十年前，送我去幼儿园。
我背着小书包，回头朝他挥手。
“爸爸早点来接我！”
他说好。
那天他开庭开到晚上八点。
接到我时，我已经在门卫室睡着了，脸上挂着泪痕。
他没有道歉。
他只是把我抱上自行车后座，说抱紧了，回家。
那一年我四岁。
二十一岁那年，我给他打最后一通电话。
我求他带我回家。
他没有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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